1分挖掘！科乐天天踢外挂能不能开挂神器(透视)(2024更新了)外挂辅助神器(哔哩哔哩)；玩家必备必赢加哟《5415480》。各位小伙伴们在游戏或者其它软件中有时候会需要到ia辅助黑科技的环节，今天小编就给大家推荐微扑克wpk透视辅助游戏专用免费版，这是一款非常好用的科乐天天踢软件透明挂软件，支持各种不同的科乐天天踢系统规律运行，而且还不需要你的科乐天天踢黑科技就能够免费顺畅使用，不需要担心使用过程中的检测安全问题。

在操作方面为了能够让广大的用户都可以轻松使用而设计的十分简单，只需要打开相关的wepoke ia辅助就可以开启自动连点功能，还可以设置相关的WPK微扑克辅助透视和微扑克辅助软件等等，让你的专用辅助器变得超快。

除此之外，德州微扑克辅助神器app还可以适用于hhpoker插件、wepoke计算辅助以及wepoker透明挂等等活动，让你在使用各种应用的时候非常轻松，并且wepoker辅助软件自身的内存非常小，不会消耗用户手机运行内存，给你快如闪电的使用体验，对此有兴趣的用户们可以来免费下载体验。

科乐天天踢外挂能不能开挂神器(透视)方法教你拥有挂教程（玩家v；5415480 教你）

1、下载好wopoker辅助软件之后点击打开，先需要设置辅助功能权限。

2、将wpk辅助透视无障碍功能菜单选项开启。

3、开启完成之后返回到上一个wpk微扑克辅助已下载的服务。

4、在界面中找到自动pokerrrr开挂器，将其功能开启。

5、之后回到主界面，设置悬浮窗的权限。

6、这两个权限开启之后就可以点击启动进行使用。

7、启动之后就可以看到在屏幕的左边会出现一列的功能栏，可以根据功能进行点击使用。

科乐天天踢透视挂揭秘教程玩家分享方法技巧

1、在首界面点击设置功能。

2、然后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设置了，根据字面提示就能知道相关的意思了。

玩家揭秘必赢方法必备辅助技巧有挂必胜教程
1、打开软件启动之后找到中间准星的标志长按。

2、然后就会弹出点击参数，选择通用设置功能。

3、在设置当中将延迟点击的时间调节到最小，这样点击的速度就会最快了。

德州ai辅助神器软件功能教程内幕秘笈

1、云扑克app辅助脚本导出功能

按键插件上的脚本可一键导出，让手机应用使用更方便分享更简单。

2、强大的云扑克辅助器苹果工具

抓点抓色更准确，是开发者的好帮手。

3、wpk辅助器安装方法

按键wepoker软件透明挂超便捷美观的脚本界面定制功能，让开发者爱不释手。

4、内置ai插件第三方插件

为您提供现成的免费实用的手机辅助。

云扑克德州辅助器软件特色技巧秘籍揭秘教程

1、只要运行本软件，按下热键，让程序自动帮你wpk透视辅助吧。

2、可在设置间隔时间，和可以设置按键的点击次数。

3、既节省了手动操作的费事，也能提高手机屏幕的使用寿命。
4.ai实现全自动操控,一健使用更简单

文华旧片的香港上映

1951年5月底，桑弧导演、张爱玲编剧的影片《不了情》在香港国泰戏院独家上映。这是该影院在影片《哀乐中年》放映“创空前纪录”后的乘胜追击，后者4月3日至31日在国泰戏院上映，“这一部三年前在旧上海摄成的国语片”尚未映完，就有捷报：“在港连映二十五天，观众六万五千三百八十五人；在过去的二十三天中，票房总收入七万五千一百七十元二角”，香港《大公报》即以“国产电影的光辉”为题做醒目表扬（子羽：《国产电影的光辉：〈哀乐中年〉创空前纪录》，香港《大公报》1951年4月27日）。这则报道传达与渲染出的兴奋情绪，恰恰来源并映衬出此时“国产电影”在香港的彷徨低落处境。这里的国产电影，简言之，是相对于西片，尤其是美国片而言的，西片院线在当时占有明显优势，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市场被荷里活电影垄断”（许敦乐：《垦光拓影》，中国香港简亦乐出版，2005年，20页），“港九戏院在八大公司控制之下”（向边度：《从〈火凤凰〉头轮卖座纪录看香港国产片的前途》，香港《大公报》1951年1月31日）。值得补充的还有，粤语片与国语片的双线并行是“二战”后香港国产电影的特点，1949年前后从内地到香港的南下人群成为国语片的制作者与观众。

上海文华影片公司的老板吴性栽1948年底迁居香港，带去了文华影片的拷贝，却难以获得影院上映的机会，相关报道描述说“《哀乐中年》运到香港，已被搁置了悠长的三年，不曾试过这一部片子的大戏院并没有几家，终于还是要经过国泰戏院的银幕才能献给千万观众，才能造成国产影片在港九上映的光荣纪录”（子羽：《国产电影的光辉》）。这里被突出的“国泰戏院”原先是湾仔区放映二、三轮西片的陈旧影院，后与香港南方影业公司建立合作关系，上映其独家发行的苏联电影而大获成功（许敦乐：《垦光拓影》，22页），虽不明确表明立场，却已然是较亲社会主义阵营与新中国的爱国院线。

吴性栽是有电影理想与艺术眼光的企业家，1930年代左翼电影运动在上海蓬勃兴起时，由他实际主持的“联华”电影公司二厂，容纳了一批进步电影人，拍摄出《三个摩登女性》《渔光曲》《神女》等优秀影片；1946年他独资创办文华电影公司，麾下又产生了《不了情》《太太万岁》《假凤虚凰》《夜店》《小城之春》等有着独特人文品格的影片。吴性栽对导演费穆极为欣赏，到香港之后全力支持费穆的电影事业，二人亦曾在解放后应夏衍之邀北上（陈墨编：《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沧桑剪影 黄素影访谈录》，中国电影出版社，2023年，36页）。关于他们此次的北京之行存在不同说法，其中之一是为开办电影公司到中央打招呼，中央再将相关意见传达给党领导下的“香港电影工作小组”，由负责人司马文森做安排（王为一：《难忘的岁月：王为一自传》，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年，121页）：1950年，在吴性栽出资、费穆主持之下，龙马影业公司成立——总体而言，将该公司描述为“左派领导”是符合实情的（黄爱玲：《访韦伟》，《诗人导演费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172页）。与此同时，留在上海的“文华”主创人员继续拍片，《思想问题》《太平春》《姊姊妹妹站起来》都紧密配合国内时势需求，《我这一辈子》《腐蚀》还被《大众电影》评选为最受观众喜欢的影片。吴性栽并非左派影人，但在上述一系列背景的交织下，文华公司旧片达成了“终于还是要经过国泰戏院的银幕才能献给千万观众”的史实。

首先上映《哀乐中年》，而今已是公认的影史佳作，但在当时的香港，这样一部描述上海市民生活的家庭伦理片，“没有半个被硬捧得大红大紫的所谓女明星，更没有机关布景，没有肉感大腿，没有紧张枪战，更没有不近人情的曲折离奇情节”，却能够“连映二十天，场场满座”，足以让放映方喜出望外，使电影人备受鼓舞了，它被视为理想的国产影片形态，报章总结它的典范意义在于：将“健康的主题”有效地融入电影艺术中，“是全体工作人员严肃、谨慎、认真地工作的结晶，共同献给观众们的一个平淡亲切的故事”（子羽：《国产电影的光辉》）；国泰又安排了“特别场”招待粤语影剧界人士“马师曾、红线女、张瑛、白燕、张活游”等人（《〈哀乐中年〉招待影剧界》，香港《大公报》1951年4月23日）；另一家真光戏院，也在5月底获权放映《哀乐中年》，此时广告已直接地将该片称为“本年度最卖座影片”了（电影《哀乐中年》广告，香港《华侨日报》1951年5月30日）。事实上，彼时彼刻，这部影片的大受欢迎可能还有一个隐秘却重大的缘由，恰在于它是“三年前在旧上海摄成的国语片”，对于影院里的南下观众来说，影片里旧境旧景、人生哀乐与浮世悲欢，都在召唤和触动他们。

紧接着，情感的拉丝更细更密也更长的《不了情》在国泰戏院登场。电影海报上有对“健康的主题”宣告：“揭露旧式婚姻的病根！指出男女恋爱的正道！”（电影《不了情》广告，香港《大公报》1951年5月21日）；也有以导演之名趁热打铁的召集：“《哀乐中年》导演桑弧又一巨献”“本院连满一百一十场之《哀乐中年》大导演”（电影《不了情》广告，香港《大公报》1951年5月24日）；不过，比导演名更居视觉中心、字体也更大的是编剧“张爱玲”。此时的张爱玲，还在解放后的上海：她以笔名“梁京”在《亦报》上连载了长篇小说《十八春》，桑弧期待这是她“创作生活上的再出发”（叔红[桑弧]：《推荐梁京的小说》，上海《亦报》1950年3月24日），她也以这个笔名为桑弧导演的新片《太平春》写了影评；她还在夏衍的关注下，参加了“上海市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因为《不了情》，她的名字出现在香港海报和报纸上的时候，《十八春》已在报上连载完，她可能为单行本的出版忙着修订，也可能已经在着手写中篇小说《小艾》，几个月后它又将在《亦报》上连载。

影片《不了情》在国泰戏院的上映时间不长，从5月23日到31日，仍是“连日满座”，似乎应和与印证着海报上的那句：“人孰无情，谁能遣此”？

上海女儿“姚馥兰”

那些天里，独自走进国泰戏院看《不了情》的，有一位张爱玲的读者：

在看《不了情》（一九四七）之前。我对于它的编剧者和导演是有一些好感的。编剧者是女作家张爱玲，善于描写女孩子的心理，我读过她的小说集《传奇》，觉得酸涩中颇有甘味。桑弧的导演以细腻见长，《哀乐中年》（一九四九）是一个即使在时间上说来也还不能淡忘的记忆。所以虽然叔叔约我去参加“派对”，我还是推却了。我看悲伤的片子有时难受得会哭，怕朋友们会笑我感情还是那么脆弱，所以这次去看《不了情》，一个人也没有约。

这样的文字“显然”出自一位年轻女性：爱读书也爱看电影，知性而善感。她对张爱玲的文学作品的评价虽只三言两语，却能让读过的人有所会意，没读过的增添了解。她叫“姚馥兰”，在香港《新晚报》副刊“下午茶座”里写影评专栏，5月8日刚开张——那是在《哀乐中年》在国泰映完后不久，她没赶上为之写点什么，直到《不了情》上映才有机会表示仍“不能淡忘”。她的“馥兰影评”专栏以谈论大仲马原著改编影片《几度山恩仇记》（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现译为“基督山伯爵”）开场，这部首映于1934年的好莱坞影片，当时正在香港重映。到底是率真烂漫的女孩子，一篇影评就泄露了作者的性别、籍贯与周遭，她的形象和性情也跃然纸上。文章开头即“叔叔”的问话与她的回溯，收尾则是她观影回来，与“谟”的交流对话，寥寥几句，却情境感十足：

叔叔说，“这张片子在上海映的时候，你还拖着小辫子上小学，你不是曾为大仲马这本小说着过迷吗？”

的确，我生命中曾有过一段时期充满着对英雄的幻想，曾躲在房里整天读大仲马的历史小说。

……

看戏回来，谟问我印象如何，我说“不差，就是结尾我不同意。原书几度山了结恩仇之后，携了美丽忠诚的海伊黛，遨遊海上，不知所终。有‘人似风中入江云，情如雨余黏地絮’之妙，令人无限低回，怀念不已，电影中却使他和曼珊黛重修旧好。”

谟笑笑：“团圆总是好的。”（姚馥兰：《几度山恩仇记》，香港《新晚报》1951年5月8日）

中间部分的具体评论，显示了作者不俗的文艺修养与品鉴能力，遣词造句尤显委婉柔和，也会忍不住说笑打趣，如同亲切灵动的邻家女孩在聊天。“馥兰影评”差不多日日更新，这位当时稀有的“女性”影评人，有意识地营造起女性特质的限制视角，同时呈现“她”的日常生活：出现尤多的是在香港与之生活的叔叔一家，包括叔叔、婶母、小表妹阿玲、表弟丁谟、胖子表哥等，他们错落有致地现身，七嘴八舌地提供不同人群的观影感受，这些构成了电影批评实质内容的前置语境，让读者觉得轻松自然、可信可亲；在此基础上，姚馥兰又与普通邻家女孩拉开距离，呈现沉稳好学、知性善解的一面，传达自己的电影观点，引导读者理解影片。

姚馥兰的《不了情》评论刊载于5月27日，正是影片上映期间。她在文中介绍了影片故事，说到里面的情节有许多小说、电影都用过，但导演桑弧仍能不落窠臼地处理细节并巧用道具，“情感刻划得非常细腻”；她不太满意陈燕燕的表演，指出她“在片中说话腻腻的‘浓得化不开’，是我日常生活中从来没听见过的”，她并未像观影前所担心的“难受得会哭”，而是“看了之后，有一些‘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之感”——这些点到即止的评说可算敏锐，近三十年以后，张爱玲为《不了情》改编的小说《多少恨》撰写“题记”，就说到陈燕燕身上“特有的一种甜味”，并将《多少恨》收入了名为“惘然记”的文集，文集序言里念叨与回荡的也就是李商隐的这句诗（张爱玲：《〈多少恨〉前言》，收入《惘然记》，中国台湾皇冠出版社，1983年）。

刊载“馥兰影评”的《新晚报》是《大公报》的子报，属于当时香港左派文化系统，它是香港左派文艺界适应时势需要，调整布局与策略的产物，办刊方针灵活务实，是更为贴近市民生活的“面目不左的晚报”（罗孚：《当〈新晚报〉创刊时》，香港《文学研究》2006年9月第三期）。 “馥兰影评”无疑是这随和平易的“晚报风”的典型代表，与此同时，它仍葆有着左翼电影批评的传统：要求影评人是“一个进步的世界观的所有者”（夏衍：《电影批评的机能》，《夏衍电影文集1》，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12页），重视影片的启蒙与教育功能。在这篇《不了情》影评的最后，姚馥兰的态度由低徊转为昂扬，表明她“很不同意”影片“灰暗的结局”与“这种完全没有出路的绝望”，并对影片的人物塑造与意义揭示提出批评，“是不是要年青人都甘于做‘命运’的奴隶呢？为甚么把他们表现得那么懦弱，那么衰老呢？就说揭露病态的社会吧，也不够深刻，只是在一些小事上进行讽刺，而不是作有力的批判”。

作为一位来自上海的、在香港投亲的年轻女性，姚馥兰的“双城”初始设定竟有些像张爱玲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葛薇龙；但除此之外，再说不上什么相同。姚馥兰看《不了情》之前说自己“感情脆弱”，但读完她这篇七百多字影评文字，尤其是结尾处，读者会觉得她对此要么夸张要么谦虚。她是非常有主见的，专栏写作也格外有形式上的自觉。过了几天，5月31日，她宣布要将专栏名做一字之改，由“影评”变为“影话”，“有许多人觉得我写的与一般的‘影评’不同，既然来信中十分之九的人都觉得这种方式很有兴趣，我以为还是可以如此继续下去的”，她自称是“闲谈式影评”，强调自己年轻女性的身份与日常情境化的影评书写，“一来，自己常觉得不好意思，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子，有甚么资格对人家长期辛勤工作的成果妄下断语呢？二来，我常不自禁把自己日常琐事拉扯进去……所以从今天起，决定把‘影评’改称为‘影话’”（姚馥兰：《答读者》，香港《新晚报》1951年5月31日）。

“馥兰影话”就这样写了一年多，除了电影相关的讨论，姚馥兰的性情喜好、往来亲朋与日常环境，亦在这“闲谈式影评”中渐次显露并勾勒清晰：她的叔叔大约是一位心向祖国的知识分子，订阅着“大陆权威报纸”（姚馥兰：《雪姑七友传》，《新晚报》1952年8月4日），家庭气氛欢乐和谐，“我们家里大家天天笑得一塌糊涂”（姚馥兰：《全身的和谐》，《新晚报》1951年8月28日），婶母贤惠、表妹阿玲烂漫、表弟丁谟陪她看电影最多，讨论也最多，可他要去广州继续求学的话，姚馥兰就没了伴，哦，还有一个胖子表哥天天要打太极拳；也许是写影话的缘故，姚馥兰与电影界人士交好，她常去摄影场，觉得导演李萍倩和朱石麟最是可亲可敬，女演员韦伟是她相当熟的朋友，也是她口中的“阿姊”……

这个专栏可说是很成功的，值得一提的证明是姚馥兰受邀为《长城画报》撰写每月的刊首“特稿”一事。《长城画报》是以“长城”电影公司为主的香港左派电影宣传月刊，她的特稿首次见刊时，“编者引言”做了如下介绍：“读者对本文作者姚馥兰的名字总不会太陌生吧，姚小姐是香港《新晚报》‘馥兰影话’专栏作者，所撰影评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姚馥兰：《谈看电影》，《长城画报》，1952年3月第十四期）刊物的“特稿”不同于报上的“影话”，这个“年纪轻轻的女孩子”褪去了小女儿情态，不再拉扯家常，将那些更具综合视野的电影话题有条不紊地说来，更见沉稳笃定，读者大概会有些见证她成长成熟的感觉。

1952年8月16日，姚馥兰在《新晚报》上忽然告知读者：

这可能是我在《新晚报》写的最后一篇“影话”了，一年多来不断和亲爱的读者们谈论电影的事，也收到了许多读者的来信，突然要离开这地方，不免很是伤感。昨天收到妈妈来信，说爸爸生了病。

我有两年不见他了，必须回到上海去看看他。回去之后，大概短期内是不回来了。

值得安慰的是，我最后写的一篇“影话”谈的是一张很好的片子。如果读者们觉得我的意见还有值得参考的地方，我希望你们去看看这部电影。

她最后推介的影片是龙马公司的费穆遗作《江湖儿女》，由朱石麟、齐闻韶完成。在文中，她谈到该片因港英政府的审查遭到删减，“以致有些地方显得不连贯，尤其一个非常精彩的结尾突然之间消失了。原来的电影中是说这一群人都要回国去，过一种幸福快乐的生活。这张片子现在正在北京、上海上映，如果赶得及，我想到上海去再看一遍完整的”（姚馥兰：《江湖儿女》，《新晚报》1952年8月16日）。

几天后，《新晚报》的副刊编者谈到姚馥兰临走前给他的信，“要我把这件事告诉读者，那件事又告诉读者，说了很多”，他索性删去了信中的私人相关部分，将这封“姚馥兰小姐的信”刊发了出来。她恋恋不舍于她的读者们，感谢他们的来信，说有的“把我的‘影话’每一篇都剪下来贴起了”，有的“愿意来给我送火车背行李”，更感激“一位读者在病中给我写了信，他最后问候我爸爸的病”；她信中更关键的信息是“影话”将由她的同学好友林子畅继续：“我从前写的‘影话’中，有叔叔的意见，有小表妹的意见，有胖子表哥的意见，有你与子畅以及其他许多朋友的意见。大概我们三人长期在一起念书，受同一的老师指导，所以看法最能统一。”她谈到了林子畅的性格、可能的写作风格，还希望他仍能带上小表妹阿玲去看电影，“《新晚报》的‘影话’、请她看电影、吃雪糕这三种东西是三位一体的”（姚馥兰：《姚馥兰小姐的信》，《新晚报》1952年8月21日）。

在这极为负责妥当的告别之后，在第一则影话里就表明自己“上海女儿”身份的“姚馥兰”回家了，穿过“竹幕”，回到新中国。在她回上海的前一个月，《传奇》的作者、《不了情》的编剧张爱玲以继续大学学业为由，抵达香港。

金庸与张爱玲，关于电影的一点交错

从电影观点到日常生活、从“影话”到“特稿”、从上海到香港再回到上海，影评人姚馥兰的个人故事似乎过于完整且别有意蕴：她是左派报纸的影评人，在香港昙花一现似地写作活泼平易的影评，然后像她推崇的电影《江湖儿女》的主人公们，以“回到祖国”作为光明的尾巴，申明了她的立场，完成了她的形式。多年以后，主管《新晚报》副刊的罗孚回忆说，“查良镛当时主编‘下午茶座’副刊，他那时还没有进入武侠时期的金庸，只是对电影有兴趣，他在他主持的‘下午茶座’，设了一个影话专栏，以‘姚馥兰’为笔名，‘姚馥兰’者，Your Friend是也。可以误会为女士，但你的朋友就显示了充分的亲切。这影话的形式，后来也为许多报纸所采用”（罗孚：《当〈新晚报〉创刊时》，香港《文学研究》2006年9月第三期）。

“姚馥兰”竟然是时任《大公报》《新晚报》编辑的查良镛的笔名，他最广为人知的笔名是“金庸”，武侠小说家金庸。这其中最出人意表处，应是他写作中贯穿的性别表演：文艺批评当然可以有各类修辞，但查良镛操纵了一种文字展演，如塑造小说人物一般，塑造了作为“作者”的“姚馥兰”及其语境；他虚构了这个女性人物及其日常生活，并将之作为前置叙事，与其电影批评的实质内容做有效的互动，直至在收尾的《江湖儿女》影评中，他的前置叙事与电影内容共同指向了“回到祖国”，达成了交融与强化；一年多的时间，“姚馥兰”宛若女侠般在他笔下长成，她对后继者“林子畅”言之谆谆：要坚持写影话，“要设法使我们的‘影话’是不偏不倚最最公正的”，要多与读者通信，“他们热诚地爱我们，我们也要热诚地爱他们”（姚馥兰：《姚馥兰小姐的信》，《新晚报》1952年8月21日），而后，小舟从此逝，回家了，隐身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

当然，“姚馥兰”是谁这件事，很可能当时就为报界影界的内部人士知晓。何况，接着给《新晚报》写“影话”、给《长城画报》写“特稿”的林子畅仍是查良镛，不过，“子畅影话”直接面对电影和读者，不再有亲朋围绕的日常情境书写，“林子畅”无疑更接近“平生除看电影外无嗜好”（查良镛：《来港前后》，《大公园地》1948年第十九期，12-14页）的查良镛本人。再后来，给《大公报》写“每日影评”的萧子嘉、写“影评”的姚嘉衣还是查良镛；在《长城画报》写“特稿”、在长城公司做编剧和导演的“林欢”又是查良镛，他直接讲起电影故事，塑造出了“绝代佳人”如姬这样的银幕经典女性。多个笔名分阶段、有设定地使用是查良镛影评突出且有趣的特点，报纸编辑工作的需要是他提笔写稿的直接促因，但他对电影的爱好，以及作为报人的灵活与勤勉也毫无疑问。就在查良镛作为“姚嘉衣”写影评、作为“林欢”写电影剧本的同时，在罗孚的推动与鼓励下，从1955年起，他以笔名“金庸”创作和发表武侠小说。

同样是1955年，张爱玲在香港再度涉足电影工作。在这之前，她在香港大学的求学以及远赴日本的求职都不甚顺利，靠在香港美国新闻处做些翻译维生，在那里她结识了宋淇、邝文美夫妇，并与他们成为“最好的朋友”（张爱玲、宋淇、宋邝文美：《张爱玲私语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152页）。无论在生活上还是文学创作上，宋淇夫妇都给了张爱玲切实的帮助与影响：这次是她承宋淇之邀进入国际影片发行公司（1956年改组为电影懋业有限公司，简称“电懋”），成为剧本编审委员会委员；而她正式为“电懋”编写电影剧本，则在该年底移居了美国之后——这大概与宋淇在1956年公司改组后出任制片主任，掌管剧本的选取和定夺有关。1957年5月底，张爱玲编剧的电懋影片《情场如战场》上映，这部影片颇为卖座，是她在香江打响编剧名号的开山作。可惜这时的查良镛已经很少写影评了，他的专栏影评见报频率越来越低，几乎就结束在这个5月初。已经在《香港商报》连载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的金庸，会留意到张爱玲编剧的新片吗？看了又会有何种感受呢？两个月后的7月5日，他发表了署名“姚嘉衣”的最后一篇《大公报》影评《谈旧片的重映》：依然是在国泰戏院，只是所看的“旧片”是国内文化部刚评选出的“1949-1955年优秀影片”，多少有点凑巧的是，他在文中重点谈论的竟又是一部“文华旧片”——《我这一辈子》，它最让他有“温故而知新”之感。

值得补充的，还有前文提到的文华公司老板吴性栽，他因交谊深厚的合作伙伴费穆的去世，从龙马公司撤资，另外投资成立了大地影片公司，其出品的唯一作品是1953年的影片《秋海棠》。秦瘦鸥原著的《秋海棠》是上海“孤岛”时期大受欢迎的长篇通俗小说，费穆导演的同名话剧更使之名声大噪，张爱玲是热烈感应与细究过《秋海棠》的读者与观众，在散文《洋人看京戏及其他》《诗与胡说》里，都忍不住提及，说它“风魔了全上海”，讲它的成功“是有点道理的”。香港大地公司的《秋海棠》一上映，查良镛就用名“萧子嘉”撰写影评，开头写道：

“旧时江南曾相识，今日海外又逢君”。这是《秋海棠》广告中的两句话，对于许多曾在江南住过的人，这两句话是很贴切的。上海的知识分子不知道《秋海棠》的人大概是很少的吧。

“萧子嘉”曾自嘲文字呆板，总“板起面孔”评电影，不如后来的“姚嘉衣”为人“牙擦”，能“家常闲话”地谈电影（萧子嘉：《与姚嘉衣兄一席谈（下）》，《大公报》1953年12月31日），但《秋海棠》在香港的重拍上映，让他如数家珍地说起上海往事，包括主演韦伟昔日在上海舞台上同饰女主角罗湘绮，以及自己当年流连评弹书场，不知听了多少回其中的“罗成叫关”云云，又说起这版电影《秋海棠》剧本好过更早的吕玉堃主演版本，因为“许多对话采自费穆等编的剧本，所以还保存着原剧本中一部分辛酸而芳冽的味道”（萧子嘉：《秋海棠》，《大公报》1953年12月22日）。板正人物丝丝缕缕地情感流露，这句“辛酸而芳冽”形容，令人想起作者以“姚馥兰”身份点评张爱玲的《传奇》，她说它“酸涩中颇有甘味”。如若“姚馥兰”还在香港看《秋海棠》，她又会如何讲述与评说呢？而此刻正在香港、忙于翻译和英文写作的张爱玲，是否瞥见了《秋海棠》那句触目的广告词：“旧时江南曾相识，今日海外又逢君”？

说到这里，始终是围绕着电影，追根溯源，但远兜远转、四顾茫茫地，谈金庸与张爱玲的一点关联；然而，说到底，涉影书写都并非他们人生的创作重心；这点交错，是转折年代与冷战格局里，不同背景的中国人流动与碰撞的瞬间定格，为一些共通的、不绝如缕的“不了情”。

24小时滚动播报最新的财经资讯和视频，更多粉丝福利扫描二维码关注（sinafinance）

新浪财经意见反馈留言板

All Rights Reserved 新浪公司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