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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6-27 13:01发布于北京理想国LIVE官方账号

《酱园弄·悬案》

最近上映的《酱园弄·悬案》引起了舆论热议。电影中，赵丽颖饰演的进步女性西林以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出走”，点出了该电影的主旨之一——女性挣脱枷锁，追求自由的过程中会遭遇什么？

陈可辛藉由章子怡饰演的詹周氏，杨幂饰演的王许梅以及赵丽颖饰演的西林，表现了三种不同处境的女性“出走”的方式和归宿。

在风云变幻的民国时期，女性的觉醒是不容忽视的时代主题，新潮的思想和旧有的观念混杂融合，《玩偶之家》的“娜拉”以其反抗与自立精神鼓舞了许多中国女性走出传统、寻求独立。那么，中国的“娜拉”出走后，究竟是如鲁迅所说“要么回家，要么堕落”，还是如西林所说“出走的女性有无数种可能”？

台湾政治大学许慧琦副教授所著的《“娜拉”在中国：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变，1900-1930年代》通过时人对“娜拉”形象及内涵的阐述，详细展现了这股女性觉醒浪潮的复杂面貌。

许慧琦认为，民国时期的女性解放浪潮虽然拓宽了女性的发展空间，但始终没能突破“男性本位的新女性”叙事，以至于女性无法挑战男性性别优势。真正的女性解放和男女平等，不仅需要女性的“出走”，还需要男性的“回家”。

从婚姻出走的中国“娜拉”，过得好吗？

近代中国的女性解放，从空间向度出发，大致呈现从家庭走向学校、进入职场再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推进过程。

传统的中国婚姻，是形成与维系家族的重要凭借；男女当事人有无感情，并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聘娶制所考量之重点。以往的中国人多服膺“婚姻是感情的开始”，恰与现代人戏言“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背道而驰。

民初新文化思潮对于“人”的发现，首度使身为人类个性自然表达的爱情，被赋予崇高而神圣的意义。王光祈曾在《少年中国》答复读者来信时，言及“现在女子所受的痛苦极多。而婚姻不自由，亦为痛苦中极重要之一种，极应首先革命”。

《酱园弄·悬案》

当专制家庭扼杀了青年择配自由的可能时，走出家庭，成为最直接的革命办法。为着争取恋爱的机会而出走，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新女性塑造的主要时代象征之一。当时女子出走的动机，不尽然只为争取自由恋爱与结婚的机会；但婚姻确是多数人最切身，也是最关注之事。婚姻作为个人终身大事，格外受原生家庭宰制。因此，抗婚最能展现反传统求解放的决心。

离婚率节节攀升，并不必然表示社会相应提升对自由离婚的接受程度，尤其不代表妇女地位随之提高。离婚妇女的窘境，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未见多大改善。

曾留法的陈学昭（1906—1991），对于当时中国都会一片婚恋自由风，有出于女性主体意识的敏锐观察：“现代中国妇女，多或少，完全成了自由恋爱及自由结婚中的牺牲物：我攻击契约式的结婚制度，然而我也攻击以男性为主体的中国妇女的自由恋爱及自由结婚，因为在以中国男性为主体的自由恋爱与自由结婚里，中国女子完全做了被动的牺牲者。”

陈学昭的感言，触及这些新思潮在近代中国发展时易衍生的重要问题。亦即，少数男性与更少数女性的自由恋爱、结婚与离婚之举，直接间接损及多数男性与更多数女性的利益。而最大的时代牺牲者，还是广大的旧式妇女群众。且尽管新女性获得社交公开的机会，但不表示男女必然得以平等交往。

《觉醒年代》

诚如陈学昭所强调，当时中国的自由恋爱与自由结婚，是以男性为中心与主体而进行。对于为求解放自我而抗婚出走的中国娜拉而言，理想与现实之间有着巨大落差。她们不仅缺少适当的新式恋爱教育，更没有健全的环境与稳定的社会，供她们渐进摸索。

中国新女性效法娜拉实践的自由离婚，至少到20世纪30年代中叶，未能发展出那些推崇娜拉形象或相关西方学说的论述所预期的光明前途。与此相反，为数日增的离婚事例，正严峻考验着新女性在社会上的应变与生存能力。女性一旦被人离弃，便很难在社会上自存，或再嫁。但男子在觅职或再娶方面，却没有受到与女性一样的限制。此种不公义的社会风气，迫使许多妇女因陷入绝境而以自杀了断。

新文化运动时期与自由婚恋诉求相呼应的，是以独立夫妻与子女为主体构成的小家庭制度。在这种家庭结构中，夫妻的收入基本上决定了家庭的经济来源。换句话说，追求父母不介入的感情自主，实包含经济上也须独立的前提。征诸当时的实际情形，不少新女性却把恋爱当饭吃，把结婚当职业。她们打着自由的旗帜去谈恋爱与结婚，却仍把婚恋视为生命的全部；其结果，与传统妇女只有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而已。

被男性话语代表的“娜拉”

这样的抗婚娜拉从父家门冲出，又进入夫家门，依违于家庭与家庭之间，似未达到新文化运动对她们应“有完全人格，为社会上一个有用的人”的期许。当自由恋爱在新生代之间形成风尚后，不知不觉容易产生钳制人心的影响力。仿佛青年若不跟着谈自由恋爱，结自由的婚，就是落后保守。然而在整体社会与经济困境尚未解决之际，自由恋爱对新女性实可谓危机重重。

很多在学校被视为天之骄女或受封“皇后”的女学生，在出社会前常自视甚高且具虚荣心。她们多不情愿出社会后要为了工作而压低姿态，只求温饱。这些发展，遂造成日后新女性再度沦为玩物的局面。到头来，鲁迅所预言的女子堕落与回家二者，竟也没有差异；新女性与旧女性，同样成了男人的俘虏。

《酱园弄·悬案》

从“五四”、北伐发展到训政阶段，“娜拉”随着时代与思潮的改变，已从原先多为未婚女子效仿的对象，扩大为包括走出父家与夫家门的所有女性。这是由实际行为，引导论述改变的例证。“五四”阶段的娜拉论述，多半以男性声音来代表女性需求，以集体反传统的意向，来唤醒个人出走的自觉。

凡是溢出由男性所掌握的伦理革命进度的女性主体需求，例如已婚妇女的抛夫弃子、离家出走——易卜生的娜拉之真正作为——在当时则较少有发声的余地。须待抗婚娜拉真正踏入社会有所表现，且中国社会的性别与婚恋观逐渐调整后，中国娜拉才得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而非永远只是男性所期望的她们的声音，或是论者抽象地以“娜拉们”来概括的“她们”的声音而已。

自由婚恋大叙事虽启迪鼓舞抗婚娜拉的言行，却未能提供真正解放她们的社会条件与物质基础。此类大叙事的“两性平等”原则，徒然是中看不中用的空话。虽然当时不乏男性论者抱怨在恋爱中为女性所骗、利用或抛弃，但更多无自立能力的女性在婚恋市场上的劣势，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新女性的成长与实践下，只有相当少数人的恋爱，能达到独立于结婚的真自由意境。绝大多数人的恋爱，仍与结婚紧密相合；结婚，依旧深刻主导众多新女性的人生。要获得真正的独立自主，也许须如署名“世范”的作者所言：“在目前的社会上，有个像娜拉那样的女人，逃出了她那傀儡的家庭；恐怕她只要想活着，虽暂时逃出了傀儡的地位，可是她终于还得走入某种傀儡的生活，除非她自己是真有某种谋生的能力。”

进入社会的新女性，不论逃出父亲或丈夫的傀儡家庭，都须有职业方能维生，并进一步求经济独立与真正自主。甚至随着政治社会情势的发展，娜拉被加诸超越实践自我的意象，以大我为重。

《第一炉香》

女性在传统中国，只被认定为“家庭人”而非“社会人”。因此，近代中国的妇女解放与新女性表现，皆以参与社会活动为主要诉求，也与社会改革密切相关。拜大叙事以新文化或新中国等为宏远理想之赐，民国女性顿时被赋予不少重责大任与活动空间。国共等政党为革命建国等大业，仿效苏维埃俄国通过法律促成男女平等。

“五四”男性新文化人，不论将娜拉投射为新人性理型，或由此派生的新女性衍型，都重在反抗传统，且执着于出走。

热情四射、反抗传统的时代，通常很难同时是个沉潜思考、深刻反省的时代。“五四”阶段的男女知识青年，越想用行动来证明新思潮，就越容易简化新思潮的深刻性与复杂面。

在旧家庭中寻求体制内改革的温和方式，已不为抱持反传统思想的“五四”知识青年所认同。唯有采取激烈的断然出走，才能符合时人不满现状与有心求变的热情。因此五四青年，不问娜拉为何出走，也不管娜拉走后如何，总之先走再说。但出路的后果，却只有女性自己承担。

几类大叙事接连为中国娜拉开辟名正言顺出走的道路之余，却也限制她们只能在这些道路上求发展。不论主张或反对娜拉出走，男性论者总是企图为女性发声。因为娜拉这个形象的塑造，必须在男性中心的政党与舆论控制下，他们才会觉得安心。一如茅盾所言：“如果想跨出这范围一步，妇女们想在家庭关系中建立起‘独立的地位’，一想使得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而不是附属于男子的女人，那她就被视为危险分子了。”

女性解放，要走出男性本位的“女性主义”

近代中国新女性的最大难题，在于走着一条男性提供与指导的路，同时还须面对男性本位的舆论种种不公平的苛责。民国大叙事通过娜拉意象，将“出走”理想化，相对贬抑留在家中的女性。换言之，娜拉形象在中国的发展，导致时人以“出走与否”为标准来衡量女性“新旧”与否。这不仅加深中国女性彼此间的差异分化，也窄化了新女性可以有的选择。

民国大叙事塑造的娜拉形象，只将时人的注意力导向妇女出走及其后在社会上的发展。当时不少论者关心中国的家庭改造问题，却不见援引《玩偶之家》来延伸思索或讨论女性将来与家庭（父家、夫家或子家）的关系。家庭中的两性性别分工与权力阶序，鲜少被触及，也因而不可能被挑战或改变。

“五四”以降的男性知识分子，因势利导召唤一代代新女性加入其阵营，认同并实践娜拉的自立与出走。他们主导的大叙事，却规避自古至今由男性掌控的国家机器对两性秩序应负之责。男性群体，从来不是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批判或控诉对象。男女平等在近现代中国的实践，是将女性的女人特质抽离，使女人变成和男人一样的人。

《游园惊梦》

当代学者李小江一句“不仅不能做主人，而且不能做女人”，更生动而沉重地勾勒出中国女性的处境。李小江指出，近代中国女性及其形象，不断在革命的语境中被塑造。她们既是代表落后传统而欲被革命的对象，又是重建民族国家需动员的革命武器。

女性在革命的背景下，一下子完成了两个跳跃：“一是跳出了封建家庭，进入社会；二是跳出了封建社会，进入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可惜的是，这般光荣成绩，是以消融性别意识为代价的。

综观?20?世纪华人对娜拉形象的援用，似未能真正帮助新女性，获得“做人也做女人”的自由与选择权。民国不同时代的各类娜拉，明确抵抗父权体制、挑战性别分工者，几如凤毛麟角。然而，受娜拉精神启发的新女性，却不必然尽依大叙事建构的娜拉形象行事。我们确实可见一代代中国娜拉前仆后继，与逆境抗争，以求自立生活。

娜拉形象与实践在中国的发展，其实反向开示了一个重要教训。亦即，从象征意义上来说，光要女性出走并不够，还得要男性回家。这个意思，是通过政策法律与教育，改变性别分工概念，让男性担负家务劳动及养育之责。一代代中国娜拉遇到的最大阻力，就是“家庭”被视为女人最基本与合宜的处所。偏偏大叙事主导的娜拉论述 ，只把目光放在出走与社会表现，忽略性别权力关系的源头，在于家庭的性别分工及其衍生的社会身份认同。

《黄金时代》

娜拉带给我的省思，是唯有训练男性培养出女性的性别特质，否则社会永远是男性占优势。女人能生育，但不应因此而认定只有女人能养孩子。改变既有性别分工之所以重要，在于必须解开社会以生理功能来决定女性身份的定见。

男人在养育小孩或从事家务劳动之际，或能培养如温柔、慈爱、慷慨等向来被归类为母性的良好特质。也唯有通过家庭、学校与社会教育，解构两极化的性别气质，让男女都适（个人）性发展社会角色，才能解开男人经常失去男子气概的焦虑与恐惧。因为，正是这些焦虑与恐惧，驱使许多中国男性，以打压与污名化女性，来巩固自身的性别与社会文化优势。

“‘娜拉走后怎样’是一个跨世纪的问题：她到底是改变自己以及整个世界，还是在现代社会变革的洪流中消失无踪？”这个学者王青亦在《制造性别》书中的提问，对有志“做一个人”的女性来说，答案显然是前者。

娜拉这种“我要看看究竟是我错了，还是世界错了”的志气，对时至21世纪初的中国女性而言，仍具启发与警醒作用。《玩偶之家》剧末“奇事中的奇事”，是否会出现在真实人生，也唯有待两性互信互谅，以共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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