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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21日清晨六点半，天刚刚亮，郗小星就被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惊醒。

他披上衣服，打开门，十多名身着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字样制服的探员一窝蜂地冲进屋来。“他们端着枪指着我，让我的妻子和孩子举起手站到角落里，在他们的面前给我戴上了手铐。”郗小星说。

当天早晨，FBI在这位任职于美国天普大学的美籍华裔科学家位于费城郊区的家中将他逮捕，指控其涉嫌犯下包括将美国机密敏感国防科技输送给中国企业在内的四项重罪，如果罪名成立，郗小星将面临最高80年的监禁和100万美元的罚款。

就在郗小星被捕6个月前，另一名美籍华裔科学家，就职于美国国家气象局的水文专家陈霞芬也在她位于俄亥俄州的办公室内被FBI逮捕。她被认为是中国政府的“间谍”，将敏感的水文信息资料非法发送给中国官员。

几个月后，由于没有发现任何可以确凿指控郗小星和陈霞芬间谍罪的证据，美国司法部最终撤销了对两人的全部指控，然而彼时两人的生活已天翻地覆，再也无法恢复到以前的样子了。

最近，美国再次将“经济间谍”的帽子扣向华裔科学家。上个月，香港大学新兴技术研究所所长，前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中国著名机器人专家席宁在美被指涉嫌诈骗罪被捕，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大西洋海洋学和气象实验室（AOML）前华裔科学家王春在因为接受中国方面的补贴而被认为有罪。

与当年一样，美方对这两位华裔科学家的指控同样被指“站不住脚”，他们是否“洗脱罪名”还未得知。与此同时，美国还频繁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中企对美国企业的收购，甚至，在美国接连发布的国家安全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均有不同程度渲染“中国威胁”的内容。

这一系列所谓“华人间谍”事件到底“威胁”了美国什么？这背后又反映了美国怎样的焦虑？

“他们毁了我的一切”

作为郗小星和陈霞芬两起诉讼案的代理律师，彼得·蔡登博格至今仍能清楚地记得最初见到他的代理人时，他们脸上不安、愤怒与无助的表情。

“我刚接到这些案子的时候，就感觉到非常奇怪。”蔡登博格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这两个案子略有不同，但是相同点很明显，两位当事人都是华人，都是第一代美国人，并且都与国内（中国）保持联系。华裔身份显然是他们被调查的首要原因。”

郗小星出生在中国，在北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前往德国留学，之后来到美国并加入美国籍。事发前，郗小星被任命为美国天普大学物理系代主任，身为世界知名超导专家，他的学术前途一片光明。

根据检方提供的起诉书，对于郗小星的核心指控是他把一种敏感的实验室设备、俗称“暖手器”的设计图提供给了中国的研究人员。然而包括该“暖手器”的发明人在内的一些知名物理学家作证，该份设计图并非“暖手器”，而只是郗小星之前发明的一个设备，他将其作为正常学术合作的一部分与中国的研究人员分享。

“当郗小星一看到检方的起诉书，就知道他们搞错了。”蔡登博格说。在他向检察官们解释了相关科学知识，并给他们看了专家的誓词后，美国司法部发布声明称“出于公正的考量”撤销了该案。

2015年3月，就在陈霞芬本该接受审判的一周前，检方在没有给出理由的情况下，撤销了所有针对陈霞芬的指控。文件显示，在此前几个月内，检方试图通过各种途径寻找陈霞芬从事间谍工作的证据，但始终没有找到。

蔡登博格告诉澎湃新闻，美国司法部在短期内连续对两起涉及“经济间谍”的刑事案件撤诉，不仅相当罕见，也等于尴尬地承认，检方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去了解相关知识和搜集到足够的证据就草率起诉。同时这两起案件当事人华裔的身份也有理由使人怀疑，美国司法部为了急于寻找“中国间谍”，正在导致有中国血统的无辜美国公民被冤枉。

在案件被撤销后，郗小星得以重回学校，但是他的物理系主任的头衔却没有能够保住。而在恢复工作仅两个月后，陈霞芬就收到了来自美国国家气象局意图解雇她的通知。

2017年5月，郗小星向美国联邦法院提交诉状，指控在逮捕他的行动中领头FBI探员伪造关键证据，他表示，针对他的行动并不是一个无心的错误。此前，陈霞芬也向法院提交了起诉其雇主就业歧视的诉讼。

由于相关诉讼仍在进行当中，两人表示暂时无法接受澎湃新闻的采访，然而两人的行为是对美国司法部近年来针对华裔群体诸多站不住脚的“经济间谍”案调查的一个反击。

此前，美国司法部曾多次高调宣布，防止中国和其他国家盗窃美国商业秘密的间谍活动是其工作重点，美国联邦调查局更是把反间谍作为仅次于反恐的第二项重要任务。“然而近年来一系列曝光的‘冤假错案’显示出他们一些行为已经走得太远，太过分了。”蔡登博格说。

与中国有关就有间谍倾向？

2018年2月16日 ，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在一场国会听证会上公开宣称，在美国“几乎所有领域”中学习和工作的“华人教授、科研人员、学生”都可被视之为“非传统的情报收集人员”，他们有可能秘密地在为中国政府收集情报。雷还进一步宣称，他认为在美华人学生和学者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需要美国全社会关注应对。这一言论随后得到了中央情报局长等多名美国高官的附和。

但这一令人震惊的言论在美国社会引发了强烈的抗议。美国国会亚太裔党团主席赵美心、副主席刘云平议员随即公开发声谴责。

“非常不幸的是，今天越来越多人认为，只要有亚裔血统或者和中国有一定的关系，就有当间谍的倾向。这种想法制造了一种恐惧文化，对整个亚裔社区都产生了负面影响。此前陈霞芬和郗小星的遭遇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这两位无辜的美籍华裔科学家被FBI错误的指控从事间谍活动，最终被证实是清白的，然而FBI没有给出任何解释，这对两位科学家的职业、声誉和生活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伤害。很多亚裔学生学生都担心他们会遭到同样的歧视。”赵美心在一份公开信中说道。

3月1日，美国14个知名华裔、亚裔社区团体、组织联名发表致FBI局长的公开信，要求他当面解释澄清所谓“在美所有华人学生学者是国家安全威胁”的言论。这些组织认为，这种论调违反了反对种族归类和偏见的美国原则和精神。

美籍华人组织“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主席、美国知名法学家吴华扬向澎湃新闻表示，FBI局长的这种言论非常令人不安，指责过分标签化且存在着十分不必要的偏见。在没有摆出任何事实和证据之前，仅以纯粹的种族和出生地就对一个群体发出如此巨大的怀疑，这种行为不但违背了无罪推定、正当程序以及平等保护等美国宪法的根基理念，也容易煽动歇斯底里的不当情绪。

就在雷的言论发表后两天，著名中国机器人专家、前密歇根大学教授席宁被FBI以欺诈罪指控逮捕。一周后，美国司法部又宣布，著名美籍华裔海洋学家王春在博士作为美国政府雇员同时接受中国方面的收入而被判刑。这两起最新的针对华人科学家的案例在中美学界再次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目前，席宁的案件正在等待检方提出指控证据，而王春在已于今年2月20日在迈阿密一家美国联邦法庭受审时认罪并被判刑，以他此前已经被关押的时间即一天作为刑期。

蔡登博格也是王春在一案的委托律师，据其介绍，王春在与美国联邦检察官在庭审前达成认罪协议。他承认一项从美国雇主以外的机构领取报酬的重罪，以交换他获得人身自由和避免冗长和昂贵的庭审。然而在法庭上，法官质问了检方起诉王春在教授的理由，认为必须判决这个原本不必起诉的案件是“令人遗憾的”。法官还说，鉴于王教授在天气变化研究的成就和性质，以及他作出的贡献，他最后承认重罪是“可惜的”。

在接到澎湃新闻就美商务部前雇员陈霞芬及王春在被不公正调查后被迫离职的询问后，美国商务部表示拒绝回应。而截止到发稿前，在多次致电和致信后，美国司法部及FBI方面均未对澎湃新闻的相关询问有任何回复。

“王春在的案件是近年来对华人在不断增加、却在法庭上几乎站不住脚的相关案件中的又一例。我们对此感到担忧。”吴华扬认为，尽管部分人士最终获得平反，但美籍华裔的信用与形象已遭严重损害。

吴华扬表示，华裔明确支持保护美国国家安全以及认可打击间谍活动的重要性。然而，这样的支持是基于证据的公正及妥当的调查、起诉和对间谍活动的惩罚，而不是基于种族、民族和出生地的标签化猜忌和怀疑。而近年来，基于后者的案例正在美国不断出现。

“华人经济间谍”调查“冤案”比例高

1996年，美国通过了《经济间谍法》（Economic Espionage Act，简称EEA），首次规定“窃取商业机密或知识产权等无形资财”为刑事犯罪。

美国司法部的指导手册显示，“经济间谍罪”必须同时具备四个要件：一、被告人窃取、或者在未获得商业机密持有人允许的情况下获取、破坏或者传播信息；二、被告人明知相关信息是为人所专有；其三、信息是商业机密；第四、被告人的行为是基于使外国政府、外国机构或者外国代理人获益的目的。上述四要件缺一不可，其中，第四个要件成为犯罪能否成立的关键。

此前，美国政府对于华裔科学家的“间谍调查案”中，最广为人知的莫过于1999年的“李文和案”。

1999年，在美国原子弹实验中心工作的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文和，被指控向外国泄露美国原子弹机密而被开除并被起诉。2000年，李文和与美国政府达成诉讼协议：他对一项较轻的罪名认罪，以换回政府收回其他58项指控并将其释放。

该案的知情者，美国能源部的前国家监察员胡善庆博士几十年来一直在追踪关注美国政府对华人群体的“经济间谍”调查案件。多年前，胡善庆和美国国内关注相关案件的专业人士联合搭建了一个名为“Fedcase”的公共数据库，记录了自1996年以来从公开途径可获知的全部EEA案例。

截止到2017年底，在总计180起经济间谍和盗取商业机密的案件中，至少有55起涉及中国公民或者美籍华裔，其中1997-2008年间每年平均至少3起，2009-2015年间至少4-6起，目前仍有19起案件未结案，结案的当中，至少9起为提前撤诉或定无罪、另有3起罪名被减轻。

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所有涉嫌经济间谍罪的案件都会以《经济间谍法案》的罪名来起诉，近年来，美司法部正越来越多使用一些其他罪名来起诉他们认为的所谓“经济间谍”，上述的郗小星和陈霞芬的案件就是这样的情况。

而另一份由“百人会”于2017年5月发布的“起诉中国间谍”的白皮书报告则更加清楚地显示出美国司法部近年来对华人群体调查的变化。

该份报告通过公开渠道随机抽取并分析了1996年到2015年间根据《经济间谍法案》起诉的136个案件及其涉及的187个被告人。该报告的作者安德鲁·金（Andrew Kim）告诉澎湃新闻，虽然不能确定司法部的调查已经受到种族偏见的影响，但是有证据显示，这样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报告列出了几大证据。首先，2009年以来，据《经济间谍法案》被起诉的华裔人数所占的比例是1996年到2008年期间的三倍，达到52%。如果把来自其他种族的亚裔包括进来，因涉嫌经济间谍罪被起诉的亚裔人数高达62%。

“一个显著的变化是，2009年奥巴马总统上台后，涉及华人案件的比例大幅增大。”安德鲁·金说。

在上述136个案件中，34%的经济间谍案的受益人被认为是中国的机构，在外国政府和机构中排第一。而没有一起案件的受益人涉及俄罗斯。（作者注：在该报告发布后，第一起受益方为俄罗斯的EEA案件于2016年7月被披露，同期，美国政府宣布俄罗斯黑客介入了美国大选。）

报告的另一个数字显示，有22%的被控犯有间谍罪的亚裔最后都没有被定罪。也就是说， 超过五分之一被起诉的亚裔可能是无辜的，这个数字是其他族裔遭指控后又被撤诉的案子的两倍。同时，在被定罪的亚裔中，获得的刑期是犯有同类案件的其他族裔人的两倍。

美国欲控制人才回流中国？

有着40多年刑事诉讼经验的加州律师托马斯·诺兰自上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代理美国政府针对所谓华人“经济间谍”的案件。1988年，在美国法律史上首次被陪审团起诉的一起“经济间谍案”中，一位美籍华裔工程师被指控涉嫌盗取商业机密罪，诺兰担任了被告的辩护律师。

“那时候美国政府还没有制定国家层面的经济间谍法，但是州层面已经有了。硅谷的大企业已经开始以盗取商业机密的罪名来对潜在的竞争对手提出起诉，以期将他们扼杀在摇篮中。”诺兰告诉澎湃新闻。

据诺兰介绍，当时那名华裔工程师被硅谷巨头英特尔起诉偷窃其技术，四年后，这名工程师被宣告无罪。“但是他已经花费了一大笔钱，心力交瘁。”诺兰回忆道，而他关于商业间谍案件的辩护生涯业即开始于此，在此后的20年里，他和他的合伙人不断地接到各类涉及华人的经济间谍案案件 。

“针对华人的经济间谍追捕行动至少在15年前就已经开始了，从小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一直都有。”诺兰的合伙人，丹尼尔·欧莫斯律师告诉澎湃新闻。

丹尼尔·欧莫斯曾在奥巴马总统任内被白宫国内政策委员会聘为资深政策顾问，协助奥巴马政府在刑事司法、民权及移民领域制定政策。

以诺兰和欧莫斯几十年来接触华裔商业间谍案件的经验来看，除了对于华裔的种族偏见以外，美国政府和大企业对于中国的认知在类似案件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过去几十年来，美国经济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来的人才当中获益巨大 ，而现在这些人想要离开美国前往中国，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比美国要快，然而美国大企业想要控制这些人才，不想他们离开，更不想自己的技术外流。所以他们与政府合作，试图阻止任何个人与中国的同伴分享信息以及去中国创业，以和美国竞争。”欧莫斯解释道。

2009年，在欧莫斯代理的一起华裔商业间谍案中，一名FBI探员在庭审中直言：一个美国公民去中国开企业就是违法的。“这种可笑的论断当然是错误的，但是却反映出美国政府是如何看待华人和中国的。”欧莫斯说道。

诺兰和欧莫斯告诉澎湃新闻，根据他们多年来的统计，他们所经手的每一个案件几乎毫无例外，都是先由大公司去联系政府要求他们调查其员工，同时政府又高度依赖于企业去评估这些案件是否真的涉及商业机密。

“这些华人员工就好像大企业的‘奴隶’一样，不能离开公司。这让我想起小的时候，美国政府在二战期间把在美国的日本人隔离起来关在集中营里的做法。”诺兰说道。

在诺兰和欧莫斯看来，上世纪50年代美国国内曾经一度甚嚣尘上的“麦卡锡主义”（指1950年至1954年间美国国内反共、极右的政治思潮）正在美国回潮。“更可怕的是，我们甚至根本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中国人已经被美国政府当做间谍起诉了，因为这些案件通常都是保密的，往往只有等到他们踏上美国领土，被逮捕的那一刻才能知道。”

中方驳“间谍威胁论”：美“相由心生”

美国政府对于华人“经济间谍”调查的不断升温，或可从美国对与中国关系认识的不断变化中寻得一些踪迹。

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总统在上任后发表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提及美国的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在这份报告中，中国俨然已经成了特朗普的“假想敌”。特朗普提到，中国上升的国际地位会削弱许多其他国家在该地区和其他地区的权威。因此他提出了一个新政策：为了防止盗窃知识产权，将通过收紧签证的方式，限制外国人，尤其是中国人和俄罗斯人来美学习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等理工科专业。

事实上，在过去15年间，中美两国就商业机密与经济间谍案的交锋从未停止过。美国官方多年来一直宣称，中国是美国大多数知识产权盗窃案背后的主谋，声称这类盗窃每年令美国损失约千亿美元。

中国政治经济实力的增强，让美国深感自身霸主地位受到挑战。近年来，美国多项民调显示，美国人愈来愈忧虑美国的领导地位，会被中国取代。视中国为“主要威胁”的美国人，近10年都维持在约五成的水平。

2000年“李文和案”发生后，美国国会发表了一份诬称中国通过窃取美国军事技术而危害了美国的国家安全的《考克斯报告》，然而报告里没有对上述指控和假设提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时任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曾严正指出，该报告的出笼完全是别有用心，是美国一些人制造一系列反华事件后又一股反华逆流，其目的是转移视线，煸动反华情绪，诋毁中国形象，试图把中美关系拉向倒退，扼制中国的发展。

2013年，中美两国就网络安全与商业间谍问题的交锋一度白热化。在当年奥巴马政府发布的打击窃取美国商业机密的战略报告中，美司法部列举的2009年到2013年的20起经济间谍案里，就有 17起和中国有关。

对于美国政府的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论，中国外交部此前曾多次予以驳斥。最近的一次在今年2月1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用“相由心生”一词回应美国情报部门的“中国间谍威胁论”。

“你心里怎么想，你眼里的世界就是什么样。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上最大的情报头目说出那样的话，并不奇怪。”华春莹说，事实胜于雄辩。根据近年来披露出的各种信息，世界上到底是谁在对其他国家实施大范围监听、监控、窃密、渗透，无所不用其极地维持并施加影响力，大家心中其实都很清楚。

“生活被毁了，可能永远得不到道歉”

作为美国能源部的前任国家监察员，胡善庆亲身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李文和案”以及之后出台的《考克斯报告》 所造成的仇外心理对所有华裔美国科学家的影响。胡善庆认为，FBI局长雷日前在讲话中提及的“非传统搜集人员”一词与当年美国联邦调查局使用的“沙粒群众” 这个词非常相似。

“据我所知，《考克斯报告》没有抓到任何间谍，其带来的歇斯底里却在许多美国人当中引起了恐惧和愤怒。”胡善庆说。

在美国纽约州工作了30多年的华人律师海明则认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华人“经济间谍案”出现，正是因为美国国内政客将华人当做替罪羊的一贯做法。“柿子挑软的捏，我所经历的这么多华人相关案件中，没有一个是真正的间谍，都只是正常的商业和学术往来，只是因为他们对于美国纷繁复杂的法律不了解，无意中触犯了而已。”

海明律师说，近期一系列的“华裔经济间谍案件”让他想起了1955年华人科学家钱学森被迫回国的事件。“只是美国政府从来不吸取教训。”他说。

百人会会长吴华扬也认为：“在过去的160年间，尽管华裔移民为美国贡献出了不可估量的财富和成就，但是他们却始终被贴上‘永久外国人’的标签。”

“过去20年间，我们目睹了李文和博士、郗小星博士和陈霞芬女士被急于审判的不幸案例。这三名华裔美国科学家或美国政府雇员均受到了不公正的指控和基于他们血统的怀疑，尽管最终被证明无罪，但也无法复原他们被毁的人生。”吴华扬说。

回顾美国历史，也并不乏这样的案例：不论是1882年实施的《排华法案》，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1万日裔美国人被拘禁的事实，均见证了亚裔美国人由于种族偏见而承受歧视性法律和不公行为所带来的伤害。

鉴于目前美国国内的政治形势，百人会等华裔组织纷纷发出提醒：目前美籍华裔的工作多与“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等高端领域相关，无论是在业界或是政府部门，都有可能经常涉及重要与敏感的技术与商业资讯。因此建议所有华人学者提高法律意识，避免因为“专注研究”以及对相关法律认知的薄弱，而没有意识到自己或可能被卷入巨大的麻烦之中。

2002年，李文和出版了他的自传《我的国家告了我》，在书中他写道：“无论多么睿智，无论如何勤奋工作，像我一样的亚裔，像我一样的华裔，永远不会被美国社会所接受，永远是‘外国人’。”

15年后，在一场发布会上，郗小星和陈霞芬流着泪再次向公众陈述了他们的遭遇，似乎再一次印证了李文和的话。

“我被彻底毁掉了。一夜之间，我从一名优秀的美国政府雇员变成了一名罪犯。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陈霞芬流泪问道。

郗小星说，他和家人依然生活在持续不断的恐惧中。“我们总是害怕，我们做的一切，FBI都在监听，我们的一些言行都可能被歪曲，我们脑海深处始终有这种恐惧。”

“我希望听到有人为持枪冲进我家、当着孩子的面给我戴上手铐并让我的生活笼罩着疑云道歉。”郗小星说，“但我的确明白，他们可能永远都不会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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